周新京的博客

[转]“联省自治”曾是知识分子共识

zhouxinjing — Thu, 28 August 2008 14:33:49 +0800

          作者：傅国涌

    在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浪潮中，许多不同派别的杂志，包括《民国》、《甲寅》、《中华》等不约而同地倡导起联邦思想来，戴季陶、章士钊、张东荪、丁佛言等纷纷发表文章，表达类似的观点。这些声音随着袁在1916年6月的猝死而暂时停息，这一波对联邦制的呼唤还只是小范围的。

    到了1920年后，“联省自治”论突然高涨，《时事新报》、《改造杂志》、《太平洋杂志》、《东方杂志》等报刊上发表的文章，从各个角度探讨了“联省自治”的紧迫性和可行性，许多名流包括蔡元培、章太炎、胡适等都站到了这一行列中。李剑农等人办的《太平洋杂志》尤其是排头兵，李本人一连写了三篇《论民国统一问题》的文章，倡导“联省自治”。北大教授丁燮林、王世杰、李四光等人还联名发表《分治与统一商榷书》，提出一整套有关“联省自治”的具体方案。当时新崛起的军阀吴佩孚是武力统一的信徒，胡适在《努力周报》发表反驳吴氏的文章：“吴氏的军事天才，是很可佩服的；但他的政治主张，我们可不能不认为幼稚。‘联省自治’这个名词虽然不免有语病，但他的内容实在不过是一种联邦或联省的国家；无论联邦与联省，并不妨碍国家的统一。”

    在晚清督抚时代，地方主义已是既成事实，辛亥革命，各省独立，强化了这一趋势。民国初年，中央集权还是地方分权一直存有争议，在这一背景下产生“联省自治”论不是偶然的。“湘人治湘”、“甘人治甘”、“浙人治浙”等口号接踵喊出。各省社会团体争自治的通电、各省代表请愿要求实施自治的新闻，充斥着当时的报纸版面。代表江苏、安徽、江西、山东、山西、河南、甘肃、广东、四川、福建、湖北、广西和北京十三个省市区的各省区自治联合会，也在北京出现了。另一个包括直隶、山东、河南、山西、四川、湖北、湖南、江苏、江西、安徽、浙江、福建、两广等14省代表组成的自治运动同志会也诞生了。上海还有旅沪各省区自治联合会，天津也有直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热河5省一区自治运动联合办事处。鼓吹地方自治的刊物《新湖北》、《新安徽》、《新浙江》、《新四川》、《新江西》、《新山东》等雨后春笋般冒出来。湖南从1920年起，报界、商会、工会、农会、教育会、湖南改造促进会、律师公会、青年会、女青年会、湘社、旭旦学会、教职员联合会、自治期成会、俄罗斯研究会、基督教联合会、学生联合会等，至少有30多个团体积极参与，推动自制省宪，青年毛泽东当年也曾喊出“湖南共和国”的口号。杭州在1921年召开浙江宪法期成会，响应湖南。在省教育会、省农会、省工会、杭州总商会、宁波总商会、各律师公会、报界公会，以及各县教育会、农会、商会、工会、县议会的支持下，有声望的律师阮性存发起成立了民间的浙江省宪期成会、省宪促进会及浙江省宪协进会等团体。

    这些可以看作是“联省自治”运动的社会基础，各地军阀只是利用了“联省自治”这面旗帜，旗帜本身并不是军阀率先打出来的。对此，记者出身的史家陶菊隐说，“各省自治运动具有两种不同的动力和性质：一种是以割据一方为目的的地方军阀的‘自治’运动，一种是以反对军阀和标榜民主为目的的地方团体的‘自治’运动。”

    “联省自治”的口号之所以得到民间相当程度的支持，有许多原因，一是人心思安，多年战乱之后，人们普遍渴望和平的心理；二是“五四”运动以后国民的自信心增强，许多人主张通过各省自治进而联省自治，来消除内战；三是国人对南北统一不再抱有希望，不相信北方有力量以武力统一南方，也不相信南方有力量以武力统一北方。对“联省自治”热情最高的是知识分子，以及地方上有声望的士绅，军阀最初处于被动。

北京奥运会：回望与前瞻

zhouxinjing — Tue, 26 August 2008 18:09:35 +0800

1、北京奥运会终于过去了，严格地讲，作为奥运会的组成部分，残奥会还有待召开。但在闭幕式上，主办城市已经完成交接手续，那第30个大脚印，正在越过亚欧大陆迈向伦敦。

作为人类理想、友善和包容力的象征，奥运会的设计者当初只是饲养了一只鸽子。然而，经过100多年的发育，这鸽子已经长成一只超级恐龙，每迈一步都要在主办国和整个世界引起巨大震动。

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欧洲文明圈以外的国家，奥运会意味着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都要向国际标准看齐，而对任何一个具有相对稳定性的社会系统来说，在短时间内进行大幅度的修正都不是那么容易的，犹如将一个固体的东西强行拉长一样，难免在各方面产生种种不适。

在闭幕式上，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用“无与伦比”来形容北京奥运会，其评价之高也是无与伦比的。但我仍然觉得，本届奥运会在中国举办，还是来得稍早了一些。尽管国人为此期待了百年，但可行性并不是由期待时间的长短来衡量的。巴黎从第一次举办到现在，也期待80多年了，却没有谁认为北京在现代化方面会超过巴黎。

2、首先，中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并不是很有利。在此之前，不仅中国政府，恐怕西方国家也没有料到，民众的反华情绪如此强烈，火炬传递意外地成为汇集各种反华情绪、整合各路反华势力的契机，从而引发大范围的狂热共振。西方国家纷纷推出抑制中国的决议案，一直处于边缘状态的西藏问题被提到空前显要的位置，奥运会过后，那些已成既定事实的对抗难免还要升温。

其次，中国的国内环境也不甚理想，长期以招商引资为龙头的政策导向，使中国变成一架资本增殖的机器，劳动者的生活质量和福利待遇没有同步改善，两极分化日益严重，民间积怨很深，自然环境不断恶化，以至北京奥运会必须在维护社会安全和治理环境污染方面，投入巨额的补偿性开支。

另外，北京的体育设施也相当落后，最大的体育场还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建的，在发展中国家仅属于中等水平。90年亚运会增建了一些附属场馆，仍不足以承载这样一届超级运动会。北京的城市基础设施与发达国家相比也差得远，这就决定了北京奥运会的主要成本，不是体现在奥运会上，而是更多地体现在支撑这场盛会的“底盘”上。可以想象，如果伦敦或巴黎来承办奥运会，额外开支就少得多。

虽然在诸多不利的情况下，北京奥运会仍办得“无与伦比”，但成本也是无与伦比的，从而使巨额开支的合理性受到质疑，并对可能导致的各种后遗症产生担忧。这些都不同程度地冲淡了奥运会带来的喜悦。如果晚几年举办，各方面的条件也许会好一些。

3、诚然，利用奥运会的影响力，吸纳全球的捐资、广告费、境内外消费者和投资者，推动城市建设和社会文化发展，赢得广泛和持久的声誉，是所有申办城市的初衷。如果这个初衷不能实现，世界各国仍不遗余力地争办，是说不通的。北京奥运会无疑会有所收入，但能不能抵掉开支呢？如果收支可以相抵，将是皆大欢喜的结局。少量亏损也是可以接受的，具体数字还要经过多方确认才能公布。一个简单的常识是，罗格不会在明知巨额亏损的情况下还做出无以伦比的评价。

目前需要担心的是，奥运会后，北京经济是否也会遭遇“蒙特利尔陷阱”。所谓蒙特利尔陷阱，说的是1976年加拿大蒙特利尔市举办奥运会后，欠下巨额债务，20年后才还清。自洛杉机承办后，奥运会不再有亏损记录，但奥运会后主办城市常发生经济滑坡，也被归入到蒙特利尔陷阱效应中去。

细究一下不难得出结论。蒙特利尔举办奥运会期间，正赶上加拿大经济萧条，加上工程管理不善，主会场预算28亿美元，最后追加到58亿美元。而所欠债务不过10亿美元，仅相当于主会场超支部分的三分之一。奥运会后的经济滑坡，也主要发生在中等国家所属的中等城市，如悉尼、巴塞罗那、雅典等，人口一般在400万以下，且不属于经济增长强势地区，经济流量放大后，一时难以为继。经过短暂收缩，又出现游客、移民和资金涌入的持续回升。蒙特利尔陷阱只是一个波动曲线，而不是衰落曲线。其它如洛衫机、东京、汉城等，就没有类似的波动发生，因为同既有的经济规模相比，奥运会的来去并未留下太深的痕迹。

而且，北京奥运会主场馆也并非那么奢侈，水立方是海外捐赠的，鸟巢总造价35亿元人民币，即5亿美元，不及蒙特利尔主场馆十分之一。连美国橄榄球联盟达拉斯牛仔队新建的球场，都比鸟巢贵一倍。鸟巢的规模也称不上“世界之最”，印度、韩国、巴西、墨西哥、马来西亚、捷克、朝鲜、伊朗、印尼等国家体育场都大于鸟巢。发达国家则流行将歌剧院格局引入体育场，在数万个大众席位中，安插数百个豪华包厢和数千个俱乐部成员席位，开设酒吧休闲区等，以吸引社会名流和有钱人，增加赢利。如果鸟巢建成这样子，斥之为奢侈也许是成例的，但那其实更有利于成本回收。

北京市常住人口1600万，是那些经济滑坡城市的4倍，另有流动人口400万以上。经济增长率始终高于全国平均值，而且在经济增量中，高科技产业的贡献占四分之三，具有持续发展的能力。人均国民生产总值7380美元（2007年），是全国平均数的3倍多。虽然奥运会开支达3000亿元人民币，分摊到7年当中，每年不过十几个楼盘的流量。因奥运会停止审批的建设项目，何止千百，奥运会后将陆续释放，应不会有经济萎缩的现象发生。

4、在质疑北京奥运会开支的意见中，有一种普遍的误解，即那笔钱是花掉了，消失了。这大概是基于使用价值和个体消费经验的结论：萝卜吃掉就没有了；兜里的钱花出去就回不来了。商品经济的账却不是这样算的。那3000亿元到哪里去了？很显然，转化为成千上万家企业的收入和数百万民工与专业人员的薪酬了。这些企业和这些劳动者应不应该得到这些收入？当然应该。

奥运会的开支主要用于体育场馆和基础设施建设，而这类项目直接带动的产业部门多达52个，每一个企业接到订单，其下游的产品、材料和零配件企业也相应接到订单，发散边际是十分广阔的，就业率、消费额和财政收入也随之上升。鸟巢使用的特种钢，就是由河南舞阳特钢厂突击研制的。对它来说，比订单更大的收获，是以奥运会主场馆来为它做“无以伦比”的业内广告。

为什么那么多国家争办奥运会？就因为这会使本国的经济流量加大并加快。如果这些投入来自本国，它们会通过经济循环留在本国。如果这些投入来自境外，则构成本国与本城的净收入，何乐而不为？应当关注的倒是由此形成的公共设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且不说作为中等发达地区，北京理应在体育方面加大公益投入。这些体育设施在强势经济增长环境中，也不难维持运转。以工人体育场为例，除承办国内外赛事和演艺活动外，企事业单位运动会出租、办公场地出租、各种体育项目培训班、健美班、舞蹈班、体育用品售卖、大型酒吧和餐厅场地出租等，所得收入应付开支绰绰有余，俨然一家暴利企业。

去过北京颐和园的人都知道，那地方一天也逛不完。而奥林匹克公园则相当于3个颐和园大。5000亩森林公园原是北京调节空气和阻挡风沙的“肺叶”，几无成本地纳入其中。园内体育设施、商业设施、园林景观、现代科技和艺术景观应有尽有，必将成为旅游、休闲、健身、商业消费、体育和演艺盛事麇集的繁华之地。而坐过北京地铁的人也知道，那种资金回收，更是浩大地、每分每秒地发生着。

5、我说本届奥运会来得早了些，并不是就经济实力而言。除前面列举的几项理由外，还有一项理由，就是所谓的中产阶级，在中国仍很薄弱，虽然初具规模，意识形态却不独立。一场旨在振奋民心、促进社会融合的奥运会，无形中却加深了社会阶层的裂痕。一方面，是近30年改革中涌现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艺术等领域的成功人士，在习以为常的国际高端平台大展身手，跟头翻得又高又飘。另一方面，是被狭小空间的现实问题所困扰，满怀怨气和焦虑的个体劳动者、小农、小资产者、青年知识分子等，即使翻个前滚翻也要东倒西歪，双方缺乏可以沟通的经验和语汇，自然在舆论上形成对峙。

中产阶级首先是由生存方式决定的，在全球资本一体化的大空间中，每一决策和行为都像脑神经一样相互串通，由此产生的意识形态必然是客观的、开阔的、理性的、从容的，由普遍的协作和谅解抵达普遍的人性，而这正是民主的现实本质，也是人类从幼稚走向成熟的标志。萨马兰奇先生希望将奥运会交给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来办，正是出于普遍人性的考虑，奥林匹克精神也始终散发着普遍人性的光芒。

然而，自马克思以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学说，却是只承认阶级性而否认普遍人性的。于是在对待奥运会的态度上，人们仿佛又看到那个紧紧追随中国人的现代幽灵，马克思的革命学说加上毛泽东的斗争哲学。“阶级斗争这根弦要绷得紧紧的，一刻不能放松”，“党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等等。把对待奥运会的态度，当作划分敌友的“试金石”。

与这种你死我活的态度相反，世界204个国家的运动员、教练员和官员，80多个国家的政要，屏弃一切纷争和歧见在这里欢聚，享受儿童般的单纯和喜悦，这正是人性剥除种种的不得已，包裹在最深处的高贵内核，经历无数灾难和杀戮都没有泯灭，并将人类引向进步和光明的纯净源泉，让它在这里尽情袒露，晒一晒阳光。那位自由世界的最高代表，一向强硬和刚愎的布什先生，不是也在这里痛快地玩儿了一个星期吗？

不管奥运会在中国举办多么艰难，多么牵强，毕竟无以伦比地完成了。主办城市的基础建设和社会文化，按照预期取得长足的进步，世界各国通过亲身参与和电视转播进一步了解了中国，缓和了敌意和误解，中国在与西方的各方面交往中也将减少隔阂。循着基本利益、共同诉求、普遍人性的原则，中国与世界携手发展的路将会继续走下去。这是奥运“圣爱partty”留给世界的又一份遗产，我们理所当然应该珍惜。保罗教皇向北京奥运会发出祝福时，就已经在向世界重申，上帝倡导人们用爱来化解仇恨，而不是用仇恨去制造敌人。虽然他不能代表全世界的教徒，却代表了全人类的心声。

刘翔等一伙人从眼前跑过（图）

zhouxinjing — Fri, 22 August 2008 23:34:41 +0800

三个月前（5月24日），在鸟巢看了一场比赛，名为搜狐国际田竞公开赛，刘翔获得110米跨栏冠军。那是相当于热身和"暖场"的比赛，不是什么重头戏。而且地震刚发生不久，照片不适合贴出，现在却有了史料的价值。刘翔放弃奥运会比赛后，这似乎便是他最后一次赛事了。

这是鸟巢投入使用后的第一场比赛，项目不少，却比较沉闷，说是国际赛，但没来什么高手，大家都等着看刘翔。晚上9点多，刘翔露面了，外面走廊上的人都跑进来，场内响起一阵欢呼，屏幕上出现他的大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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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音师好像要录下运动员奔跑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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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领略国际一流运动员从眼前跑过的感觉，几乎比汽车还快，这是在电视机前无法想象的，他的成绩是13秒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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颁奖台比较远，我的小相机够不到。当时觉得拍一个屏幕上的空奖台很好玩，现在却有了象征的意义。希望小伙子早点养好伤，重新回到赛场，即使拿不到冠军，也等于登上粉丝们心中的颁奖台。中国的粉丝们是值得珍惜的，由于上帝缺位，那位子就留给偶像们了。

[转] 陈丹青评开幕式

zhouxinjing — Tue, 19 August 2008 17:52:14 +0800

记者：作为几度彩排现场目击者，你对开幕式总体印象怎样?

　　陈丹青：我容易被庞大的场面吸引。拿破仑说“大就是美”。开幕式的定义大概就是持续制造惊讶。我避开8日开幕式，但前面三场彩排都去了，在后台瞎转，听场上几万人一阵一阵惊呼。

　　记者：“长轴画卷”是你的主意吗?

　　陈丹青：不，完全不是。去年元月我给叫去开幕式团队，画卷方案早在2006年就定了。说来有意思，张艺谋坚持反对过多影像，说不能让大家来看电影;我却不主张在体育场凸现绘画的美学。整场表演从画轴展开、变化，是有新意，但我很难摆脱对画轴的传统想象。进鸟巢后我第一次看到大画轴，忽然发现另一种效果出现了：那不再是“长轴画”，而是巨大的电子设施和钢铁装置，椭圆形体育场中间需要刚硬的直线，给出均衡、张力。
现在这个装置“表意”画轴，画轴又“表意”中国历史斯文的一脉，“斯文的中国”此前从未被大规模表现过。它出现在影视和舞台会廉价，却适宜平面广场。开幕式是广场表演，全程暴露，电影靠剪辑，开幕式自始至终众目睽睽，上万人进场、退场、调度，本身就是效果。画轴使广场出现另一个空间，兼具“能指”和“所指 ”，它“指”的是“历史”，同时又成为聚散的形式与框架。

　　记者：你是怎么介入到开幕式来的?

　　陈丹青：2006年秋，已经正式介入团队的蔡国强从纽约来电话，说是和张艺谋讲好要我过去帮忙。我跟他见过两面，不熟，也不认识张艺谋。我犹豫了几个月，那时刚退出清华，不愿进体制。可是你瞧，我接受一件事常常因为“人”的诚意：当初进清华是因为袁运甫等几位老师，这回是蔡和张。2006年底张艺谋秘书来电话约我面谈，我开始好奇，想看看这么大的演出怎么弄出来，可是一坐下开会就发现走不了了。其实我有点小孩心理，期待有一天混进去看看几百人穿唐装汉装是什么景象，过了20个月，我终于看到了。

　　记者：忙了两年，你在奥运会开幕式这个庞大的文化工程里起什么作用?

　　陈丹青：几乎没起作用。我不是做这一行的。他们可能需要圈外人给些闲话吧。前期大半年昏天黑地聊，很快我就喜欢这个团队，在清华你根本干不成事，在开幕式中心则实打实干活。我帮的小忙是他们七嘴八舌谈想法，我随时画，画在当场可以擦掉的板上：场面、角度、阵营、方位、造型，随画随改，大概画了几百，抹了几百，后来他们说可惜了，买了大纸给我画，现在留了不少草图。我原先没想到我能做这件事，副导演陈维亚也很能画几笔。

　　记者：你具体负责哪方面的工作?

　　陈丹青：前半年分在导演组痛聊，后来帮影像组做点判断。帮人做事要服从，我的老板是组长杨庆生，很忠厚的一个人，他的老板是张艺谋。目前演出中我的惟一可见的“劣迹”就是《礼乐》那场戏在画轴led滚动的古代画卷——唐宋元明清各一幅，《簪花仕女图》、《清明上河图》，《卤薄图》等等——手卷画面在滚动中一会儿就滚完了，我做了些小手脚，裁剪拼贴，让画面永远滚不完的样子，又看不出画面给篡改。这属于雕虫小技，后来被采纳了。等我看到在现场给led放大数千倍，好壮观，经典真了不起，经得起切割，经得起无限放大。我谢谢在电脑上为我做三维的小伙子，他准确理解并实现了我的“阴谋”。

　　记者：导演组除了你之外，还有哪些人参与?

　　陈丹青：副导演张继钢、陈维亚管无数摊子又吃重又麻烦的事，张艺谋总导演，脸都熬绿了。二位重量级军师，樊跃、王潮歌，专门在杭州和桂林做大型空间演出，经验多，和张艺谋搭档，出不少要命的点子。创意组的蔡国强，美术组的陈岩、韩立勋，音乐组陈其钢，舞蹈组一大拨人，我特别佩服灯光组长沙晓岚，这家伙熟知超高技术的照明效果，他的看家本事要到进鸟巢才使得上劲。他们全都熬得脸绿，半夜三更灯火辉煌，痛聊，后期忙成一团。年轻帮手几百人，满屋子电脑。

　　记者：除了画轴图像，你在导演组具体还做过哪些事?

　　陈丹青：我是个清客，参与这种超大型集体创作，不能任意跨行、越权、自作聪明。无效琐事我做了一些，但每个人都有无数方案被推翻。我的极小极小的作用可能是坦率反对某些设想，有那么几次被接纳，但具体内容忘了。这么大的创作，你分不清，也不该计较谁做了什么。

　　记者：在后期影像组里，你的工作内容是哪些?

　　陈丹青：表演全过程随时需要影像陪衬，又不能喧宾夺主。目前败笔之一是影像，中国人玩影像还不行。大家很尊重我的意见，但大部分未被采纳，这种项目不是争论美学的场所，我不会试图说服别人。影像组经常很无奈，三维影像都交给外面公司做，有技术，没感觉，长期僵化美术教育的硬伤处处体现，回馈上来，水准不一，常常变成风马牛。除了《礼乐》部分影像，其他我都不知道谁做的，因为牵涉好多不同公司。我经常离开，出差出国，回来一看，都做好了。

　　张艺谋面对一万个反对意见

　　记者：几次彩排和最后播出的开幕式，有哪些调整?

　　陈丹青：进入鸟巢后也有无数调整，记不清了。今天看到的只是最后确定版本。譬如《礼乐》那排柱子，起先是居中双排，后来一排靠边，上个月又改回居中双排。

　　记者：在开幕式的具体节目上，领导参与意见的多不多?

　　陈丹青：两次，一次是去年初春，中南海的人听方案，提意见。一次是今年7月16日，来看彩排。意见不少，提了就得改。

　　记者：作为负责艺术督导和画作选择的负责人，你的建议最后采用的是哪些?

　　陈丹青：是吗?艺术督导?完全谈不上。我常会唱反调，但和在清华一样，我没有决定权。演艺项目我是外行，并不期望被采纳，也不在乎被否决。蔡国强曾有整场戏被砍掉，连两位副导演的意见十之七八也不被采纳，张艺谋更是枪毙了不知道多少他自己的决定。至于画作选择，我会拿出画册给些建议，但百分之九十没被采纳。遗憾太多了，看最后彩排的影像，我心想要是用哪幅画，又怎样用法，该多好啊。现在的影像显得粗糙，幸好表演部分强，无伤大局。

　　记者：谈谈你参与开幕式创意过程中印象最深的事

　　陈丹青：每场戏都放弃无数方案。单是“礼乐”那场，目前看到的大柱子之前，是实景造个宫殿从坑里升起来，再之前是个复杂的排比式的宫殿剪影，再之前是阶梯式装置，再之前我都忘了。每个方案至少讨论一两个月，无数草图，包括演员怎样上场，舞阵怎样摆……太多了，讲不过来，我被擦掉的那些草图记录了前期过程。还有夸父追日那场，直到上个月才被剪掉，因为六十来岁的看客看不懂，你想想，炎黄子孙不知道夸父追日?我不在点火部门，那是更核心的秘密小组，8日我从电视看着李宁被圆形的追光照亮，顽强地跑啊跑，忽然看见了“夸父追日”的意象——但这是我猜想，核心小组未必是这意思吧。

　　记者：现在一些人的印象是，开幕式演出前半部分还不错，后半部分就变成春晚的感觉了。

　　陈丹青：你说下半场怎么弄?革命?现在回避都来不及;建设?难道表现青藏铁路?三峡工程?卫星上天?改革开放?百年来中国一切新玩意儿全是西方的。所以下半场能够图个热闹、气氛，譬如电子团体操之类。最后的大地球是英国人马克设计的，必须有个世界意象，娱乐性质，然后大团圆，此外你说还能怎样?广场表演不是历史课。古代部分弄成这样浓缩，也好不容易。谁都可以插嘴，谁都一堆高见，可要变成表演，变成场面，你怎么弄?张艺谋面对一万个反对意见或聪明想法，只要他问：你说怎么办?对方就闷了。他自己许多方案一实施，效果不对，立刻否决。

　　记者：你印象中的张艺谋是怎样的一个人?

　　陈丹青：他坐在桌子对面，不停说话。他就一老知青，工作狂，很熟悉的类型。我喜欢做事情的人。我们趣味观点不同，你知道我向来批评第五代电影，但他比电视上采访时聪明得多，而且异常顽强，逼近开幕一团乱麻，他沉得住气。每天多少方案琐事要他审核、签字、定夺，他脑袋里始终一部戏。他不摆谱，彩排时进鸟巢和所有人一样排队，安检当然认出是他，但他乖乖举起双手给人上下前后瞎摸……其他成员也都有种，我看见死命干活的都很认同。有个小插曲：去年某天正开会，日本影帝高仓健忽然很害羞地站在门口，原来他特意重金打造一对日本仿古剑远道来送给艺谋，保佑他开幕式平安成功。宝剑匣现在还搁在会议室墙上。
有个遗憾——我进入团队后发现年龄偏大，我希望能有70后、80后参加，他们会有意外的妄想、活力，但不可能。当年左翼弄电影弄话剧，解放后弄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很多年轻人。样板戏里三十岁左右的骨干非常多，于会泳殷承宗就是当时的“70后”。国外专门弄开幕式的公司也来过，插不上嘴，但成员多有年轻人。希腊开幕式的创意骨干才三十出头，我在厕所遇见他，我说你真年轻，他一愣，说：我是很年轻啊!

　　一个原则，各自表达

　　记者：看开幕式的观众是两种观众，一个是现场观众，另一个是电视机前的观众，你们在设计时会不会考虑到两种观众的需求?

　　陈丹青：从一开始张艺谋就扯着喉咙强调现场和电视效果必须兼顾。这次转播委托欧洲公司做，大失策。此前张艺谋派了二十几台机器，每次彩排录下，回去狠狠地看。他平时滑稽好玩，干起活来脸上恶狠狠的。

　　记者：这样一个巨大的艺术工程，前后参与的人多吗?

　　陈丹青：整个一大军团，你到后台看看，就是调度战役。纸上谈兵的阶段也有好几层楼的人，颁发聘书时坐一礼堂，还不包括外国人。

　　记者：在大型的文艺演出中，人多未必是一件好事，众多艺术家的参与，能带来节目的丰富性和多元化艺术风格吗?

　　陈丹青：不可能。第一，集体创作不是求丰富，而是求协调，目前协调做到了。第二，你不能指望“多元化”，开幕式浓缩了我们整个文化形态。这是个准官方政治项目，不可能超越，能将现有形态发挥到最佳，就是万幸。这不是美国人或法国人的一场戏——今天《泰晤士报》尚且说，中国开幕式很好，对英国下一届开幕式是挑战——中国人要超越的是《东方红》，是样板戏，是革命团体操，是春晚。对张艺谋来说，是超越自己，超越四年前的八分钟。他率先趟地雷，拍大片，一片笑骂，可是这回老百姓还会笑骂吗?目前满意率超出预想，没有炸锅臭骂，过去两年小组里谁都不敢奢望是这结果啊。

　　记者：开幕式演出里体育似乎被淡化了，注意力全部在中国文化、中国精神的体现上，它怎么跟奥运精神去发生联系呢?

　　陈丹青：除了希腊，所有国家举办奥运开幕式都是麻烦。亚洲人尤其麻烦。日本弄点扇子，韩国人弄点击鼓，印度人弄什么呢?中国人念念《论语》。是的，和体育毫无关系，可是开幕式本该“一个原则，各自表达”，本来就是一狂欢嘛，全场一惊一乍就是大功告成。每次运动员进场我就感动：人类不闹了，暂时不提飞弹原子弹，各色人等疯了似的集体暴走，无缘无故傻笑，挥手，做怪脸，抖几下子，此外你说说看，奥运精神是什么?

　　记者：参与这个工作，对你的艺术创作有什么启发吗?

　　陈丹青：我满足了孩子式的愿望，亲眼看到超大型节目怎样做出来。我相信张艺谋和所有主创者都是第一次做这样疯狂的事情，该去问问他们。我因此认识了一堆弄演艺的家伙，瞧他们拼精力，我再次确认最省心最自私的勾当，就是一个人躲屋里画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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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 陈丹青：一个开幕式局内人的感受

zhouxinjing — Sun, 17 August 2008 00:33:32 +0800

6月，奥运会开幕式表演团队移进鸟巢，日夜操练。却说7月底8月初三场大彩排，虽非正式演出，但总算要在数万观众面前亮相了。此前我已看过多次演练，这三场彩排就跟着记者在后台混。

　　午后1点左右，逾万演职人员开始陆续进入鸟巢庞大的地下室。男演员几乎全是大兵，女演员选自军区或地方文工团，他们据不同角色群散在指定点化装。古代造型分量吃重，两千多名击缶汉、八百多名船桨手，面妆尚称简单，近两千名汉儒宫女的浓妆和头饰，可就麻烦了，平均一位演员由两位化装师伺候，再加上另几场戏的数千名演员，真是人声鼎沸，望不到边。我猜，连资深导演也未必见过这等壮观的化装场面。

　　四点多钟，面部化装大致就绪，只见唐女们耸着高高的发髻，插满银簪金饰，穿着汗衫、衬衣、牛仔裤、花裙子，球鞋皮鞋舞鞋拖鞋，满场走动，携手聊天，或成片坐开，歪斜瞌睡。儒生们的头顶则竖一先秦士子的笔直头饰，我叫不出名目，因是壮丁，成排坐着，不许动，惟游目四望走来走去的俏宫女。那二十几位将要吊上半空的敦煌飞天女浑身环绕精细的电线，像要执行爆破；数百名古船桨手活脱衙役，仿佛将去捕人；最是几百位活动字模的演员早在一楼大环廊集结，各自守在两尺宽窄的模具里，不得动弹，露个脑袋四处看——观众席看去，演员们齐整鲜亮花团锦簇，好精神，就近看他们浓眉厚妆油汗淋淋，十九是农村的孩子脸。饰演要角儿的职业演员自然标致而娇贵，另有隔间给他们细细慢慢地弄，我每从门口过，惊鸿一瞥。

　　6点钟光景，全场轰然骚动，起立排队，分片领取戏服。没待看得仔细，周围已挤满古装人群，数千幅宽大的裙衣下摆彼此拂动阻碍，响成一片，只听男女领队高声吆喝着，他们排着队从各个出口涌向一层。一层，是鸟巢巨大的环型回廊，原已摆满各场戏目的大小道具，这时各区小门源源走出千百名演员，铺排蔓延，顷刻营营嗡嗡像个大蜂房——秦兵黑色，汉儒灰色，唐女分金黄与红绿三色，桨手蓝色，少数民族和儿童演员五颜六色，太极拳手和终场迎宾的男女少年一律白色。不少洋演员混杂其间，有肥壮的英国风笛手，有半裸体涂上油彩装扮野人的北欧人，有西班牙和南美的舞者……后来我才看见下半场数千名演员都在鸟巢外露天候场，一楼早已站满了。

　　近7点，从东南西北四个入口向体育场内望望，夏夜黄昏，倾斜高耸的观众席已然密密麻麻，人声如潮。小时候看戏，进场的一瞬最是惊动，但哪里见过这等大场面，此刻演员行将出场，我参与开幕式策划的初衷与私念，便是等这观望古人的一刻。

　　我何以这般好古？所有古装都为今人改良，伪汉服、伪唐装、伪敦煌，但眼看一群群宽袍大袖及地长裙的男女迎面走来——聊天、打哈欠、弄手机——我的眼睛愿意相信他们是千百年前的祖先。当年汉高祖唐太宗登基、上朝、出巡，便是成百上千的官兵与宫女逶迤列队，如我眼前这般。现在他们散开、聚合，忽然群相坐下，一簇簇巨大的裙裾如花绽开，间中缀满浓妆的孩子脸和乌黑高耸的发髻，颤颤巍巍。宫廷画师顾恺之和顾闳中日日亲见宫中仕女，而后下笔描摹，现在我举着数码相机，这梦游古代的机缘，就是三场大彩排。

　　开演了。通道口工作人员火急火燎大忙起来：上一场临近结束时刻，下一场演员阵容早已趁灯光转换瞬间，鱼贯进入，迅速到位，全场大亮时，忽已布列成阵，手舞足蹈了，数万观众自然是继续赏看，不知下场的演员们在东南西北口简直如决堤洪水般汹涌而出，一通过狭窄的出口即拔腿飞跑，让道给密匝匝挤挤挨挨即将登场的另一拨演员……汉儒和唐女们下场后纷纷撩起闷热的古装，边跑边脱，露出裙下的球鞋皮鞋舞鞋拖鞋，负责推送巨型彩柱的红衣相公们立刻脱去沉重的头饰，露出孩子兵的乱发，如释重负开颜憨笑。同时，最后入场的逾千名白衣女孩从不知哪里忽然现身，两人一排，望不到尽头，白花花一片步入鸟巢——当这壮观的奔忙一一行进时，场内音乐激昂汹涌，被海涛般的惊呼和掌声再三打断。临近尾声，回廊的许多区域已经空旷无人，惟剩下小武警笔直挺立，地下室里，想必数千下场的演员已在集体卸装。

　　从中午到现在，这些从各地招募的逾万名演员苦等七八小时，上场舞弄不过四五分钟，便即仓皇退场。击缶演员训练了整整15个月，唐女汉儒也集结至少半年。这些孩子既不能亲见整场开幕式，8日当晚又无缘看电视转播，一位大连小姑娘眉间描着唐代的梅花印，平静地说：9日一早我们就上车回去了。

　　近10点，为避开散场人流，我们提前离开。一出鸟巢，更是人山人海，紧挨着每条街口的每一道警戒线后，是满满当当老百姓的脸，有限爆发的焰火刹那间照亮他们，又复昏暗，但群众仍然惊呼哗笑，高举手机拍摄，毫无希望地希望着，巴望下一炷焰火。他们被隔开得那么远，几乎听不到场内震耳的音乐，可是显然站了整夜，来自全城、全国的四面八方。回望鸟巢，我想起小时候上海人民广场入夏支起杂技团大帐篷，买不起票，也不知到哪里买，但孩子们必定扯着爹妈，走去远远看看，也开心发狂。

　　开幕式轰然闹过了。我想不到自己会介入这场大游戏，不然，会多一位冷然嘲骂的角色吗？我对任何竞赛没有感应，从不看体育节目，现在被要求陈述感受，写什么呢？

　　团队的老少成员均已相熟，赞美他们，可能与赞美开幕式是一回事。我在非公开排练时，即一扫纸上谈兵阶段的疑虑，认定这会是一场壮观的演出，但回想多年来无数次会议，当初一筹莫展时遭遇的所有创作疑难，仍然有待清理，然而很难表达——我虽在局内，时常置身事外地看，事不关己地想。

　　雅典的开幕式，休想超越，也难借鉴，希腊太优越。她是奥运会母国，这母国早古的所有造型符号，以新世纪的新美学与新技术作一番演绎，自必气势堂堂而顺理成章。此外，和就近数届各国奥运会开幕式比较，我相信，现在，张艺谋与他的团队自有说法——我已看到他们会怎样抑制兴奋，竭力谦虚——不过，一年多前大家为开幕式美学苦苦寻觅时，可不是这样。

　　而希腊的辉煌仅在纪元前，中国的历史的罕见，是在连贯。这连贯的历史交给世界各国的首席天才去处理，怕也抱头鼠窜。从先秦到汉魏隋唐以至宋元明清，五十分钟歌舞一路叙述，谁愿夸口担当？何况此番是历史课必须演成开幕式，而开幕式不是历史课。

　　历史篇幅的删削整合，好几个月，众人已脱一层皮。场面、招数、表演、节奏、意象、风格……在哪里？面对滔滔高见，张艺谋总说：现在不是在讨论美学。他叠起一脑门子皱纹敲着桌子：“干货！你给我干货！”众皆默然。所谓“干货”，就是你满口道理、主意再绝，你得可实行。即便可实行，上下场能否衔接？工程技术是否允许？操作时出现伤亡谁来负责？无数国内外大型表演用过没有？大量绝佳先例又怎样套用过来？陈意太高妙，百姓看不明白，效果太通俗，文化人便来讪笑，内容稍出格，和上面怎样周旋？花招不够新，何必辛苦一场？我原是资深单干，又常开口叫骂，此番大型集体创作，这才承认自以为是的指斥或献策，其实多么轻易而轻佻。

　　忽然老张跳起来。每当他有一主意，总是起身绕桌来回暴走，同时叫道：“我先瞎说，先瞎说——这一段能不能这样……”于是如此这般，可是还没落座他就意态决绝地说：不行——他想起上一场的某个环节？想起别家早已使过的相似花招？或者，想起他自己倍受指责的大片？

　　这时我打开手机念几则有色短信：哄堂大笑。蔡国强与舞蹈家沈玮常在国外，不熟悉这类本土的刻薄幽默，他们反应太慢，或凑过身要我再念一遍，张艺谋笑是笑了，也竟听不很懂，他也大讲笑话，但常在吃饭时间，且从不注意盘中什么菜：他除了工作就是工作，我现在有点明白——对不起，老张——巩大小姐为什么忍痛离开。

　　然而大彩排前全体团队临阵受命，张艺谋的最后发言很简单：没时间自作聪明了。安全！现在安全就是顺利，顺利就是胜利。

　　是的，此刻或许可以约略说起在民主时代已告失败失效的美学。两三位太庞大的名字，不必提了，但瑞芬斯塔尔的《意志的胜利》，至今并未因第三帝国的罪恶与失败而完全消失，她的游魂，仍然有效。其前因，是瓦格纳与贝多芬，前因的前因——包括整个好莱坞早期大片的美学，包括前卫实验时期的苏维埃——则来自同样的源头，即罗马帝国。历经二十世纪的冷战与后冷战，这种美学与政权的覆亡同归于尽，但在别的区域，仅以美学论，它仍不失为动因与资源。

　　张艺谋与他的同事们可能完全不存以上念头。中国总是另一场域，另一种不成其形态的形态。华夏的传统美学在上世纪初即告作废，在新中国更是无所作为的。过去半个世纪，我们的所有文艺与表演跟的是苏联。近三十年，苏联模式被成功摆脱，朝鲜的大型广场团体操虽则仍会勾起我们1960年代的宏大记忆，但在本届开幕式议题中绝对是避之惟恐不及的笑谈。但我曾试图提醒他们：倘若作为不带贬褒的词语，并仅限于文艺，国家主义美学绝对是人类意志与想象难以抑制的表达，尤当这种表达诉诸大型广场与超级盛典。意大利未来派的宣言——“个人”只是蚂蚁——在这宣言中并不知道会给日后的墨索里尼带来启示；而一士谔谔者如尼采，真的要对德意志命运负责吗？他为一匹被凌辱的马痛哭、疯狂，而他毕生迷恋并为之震撼的经验，未必是希腊悲剧或狂欢的酒神，而是步兵队严整划一的操练。

　　我想说什么呢？我确定张艺谋和他的同事们同样不存以上念想。过去20个月，我目击全体成员义无反顾的热忱与激情（在眼下全社会的伪消费伪现代妄想中，这种短暂凝聚的集体默契真是久违了）与前苏联、美国、德意志或意大利毫无关涉，除了意志（假如这可以被称作是意志的话）。当今中国人的这种意志，我要说，只有一个深刻的理由，深刻到我们既不自觉也不肯承认，即百年的自卑——自卑，巨大的能量。什么是民族主义？以塞亚·柏林的定义，即渴望得到承认。渴望得到承认，即渴望竭尽全力竭尽所能的表达，最佳表达，现在可以说，不是政治，不是经济，而是被远远低估，甚至被长期蔑视而反复狎弄的文艺。我不认为承办奥运会是彻底洗刷自卑的机缘，但奥运会有开幕式，开幕式必须交给文艺。当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在四十多年前成为党政历史的超级自我表达，今天，则不论制作者与亿万观众是否有所意识，开幕式试图在世界面前一举清除全民族的自卑。

　　是这样吗？迄今，一位美国女撰稿人的话我以为最是恳切。她写道：“北京奥运会是对中国百年苦难的补偿。”其实，中国早已在奥运会和各种体育赛事中出尽风头（真抱歉，我对此毫无感念），这补偿的药引与真正的快感，无疑，是开幕式。

　　对这补偿的回答，最后是李宁。他飞升起来，万众瞩目，在鸟巢大碗边奋力奔跑。和其他奥运会相比，这一点火的构想变得很难评价，它超越绝招，甚至超越了象征。我盯着他整个身体与手势几乎不可能地努力伸向前面，伸向前面，一跨一跨地跑，忽然发现此刻中国人全都是李宁。这一念不是象征，而是实情：我非要到达那里，非要做成这件事，非要让全世界停下来当面看我做成这件事，像中国人常说的那样：“我拼了！”我甚至不感动，只是被惊呆，直到火焰被点燃，我不再惊讶，那就像所有奥运会火炬被点燃时一样。

　　我可能没说清楚。至少，开幕式小组的全体人员过去几年全是李宁：拼了！没有选择，没有退路，我们无论如何必须到达那里，时间是2008年8月8日，地点是北四环的大鸟巢。

　　2008年8月11日

再谈开幕式

zhouxinjing — Fri, 15 August 2008 02:30:03 +0800

1、对奥运会开幕式的第一轮议论过去了，到几个有影响的网站看了看，我们这个可爱的、浩瀚的、万类杂陈的江湖，依旧是骂声一片。按照开明的说法，这是社会进步的表征，同时也从侧面印证了开幕式的影响之巨。一些评语不失网络特有的顽皮，比如称李宁点火是“把一个董事长吊在半空两腿乱蹬”，称那几个模拟墨字的舞蹈家是“一群鬼鬼祟祟的黑衣人”等，读来令人忍俊不禁。

趁节目重播，将开幕式从头再看一遍，发现网络上比较集中的几种批评，是有确切原因的。比如对四大发明的抨击，开幕式实际只选用了活字印刷和“司南”两种。活字印刷以游戏般的律动和优雅的美感，将“和”这一主题凸现出来，人们对传统教育中那种自大迂腐的不良印象无形间被消解，针对它的责难较少，反而是相当欣赏的。

问题可能出在那个特写镜头上，一位古装男演员战斗英雄般高擎“司南”，目光炯炯地向前逼近。由于镜头过长，便给人一种拿那个小东西太当回事的感觉，显得寒酸而造作，一些观众特别是逆反的年轻人难免会骂起来。其实在现场，在四周动荡的环境下，那人的姿态并不是很扎眼，转播的过分强调恰恰起到相反的作用，大概是平时教化万民习惯了这种生硬的提示。

另一个批评的焦点是群体演绎有余、个体展示不足，这可能与电视收看方式有关。在电视屏幕中，镜头忽远忽近，群体和个体具有同等的表现效果。但是在现场，个体只是一个极小的点，基本没有展示的可能。以舞台剧和电视剧的差异为例，电视表演讲究真切细腻自然，因为观众历历在目。舞台距观众较远，表演必须夸大幅度。广场就更不同了，比舞台远几十倍甚至上百倍，超出个体的驾御能力。昆曲演唱、钢琴和古琴独奏，都是由个体担纲，若无外围群体的陪衬，空间比例极不协调，场次多了更不妥当。尽管通过电视收看的人占多数，这却不是一个表决的场合，艺术样式还是首先应当在现场成例。

2、开幕式的艺术风格，应属于新古典与后现代糅合的形式，中国民众对此并不陌生。在广告、MTV、家居装潢、产品设计、城市建筑与雕塑以及网络游戏中，随处可见。尽管这时尚流行得快要老了，却仍是当代艺术的“主体语汇”。新古典与后现代虽然论起来复杂，大致特征却不难把握。二者都是对现代主义无度变形的反拨。新古典返回到不变形，致力对原古典加以气质的改造，即“变质”；后现代则从现代主义的变形转为“变序”，即保持物体的原生形态，仅变更它们之间的结构秩序，通过人为的组装触发新的意义光彩。

新古典接受起来比较容易，如开幕式前半场，基本是古典原形的再现，却在声、光、色等方面加以修正，形成异质的艺术效果，以符合当代的审美趣味。后现代相对艰涩一些，如那幅由现代舞演员和儿童涂抹的画，摊在地上由各国运动员踩踏，实施的便是行为艺术或“过程艺术”。虽然那些脚步宛如抽象思维般未留下痕迹，过程却由现场近10万名观众和电视机前的40亿人共同见证了。

具有较高复合性的是太极一场，以清脆的鸟鸣、湍急的瀑布、大片飘舞的绿叶和飞驰的鱼群诠释太极的内涵，非常富有诗意，仿佛贯通宇宙的深邃呼吸，令人心旷神怡。这种直接的喻示，当是新古典手法。而将太极阵与儿童图画课拼接在一起，便是后现代概念了。那个飘过头顶的放风筝的女孩，不过是二维剪贴在三维空间的推移，由此表现生命的自在、舒张和绵延不息。

新古典与后现代糅合的风格，比较适合这样一台传统与现代并重、大众性与专业性兼容的节目。当然这不是唯一的范式，一些艺术家的批评显示出另外的可能。比如对开幕式极为不满的艾未未先生，或许会提供一台不这般浓艳的、以白色灰色黄色和赭石色为基调的、更为简约空灵、并将强烈的结构美感、锐利的抽象性与优雅温情融为一体的节目。如果不远的将来，出于对中国长足进步的“奖励”，国际奥委会和国际社会把另一次机会交给中国和中国的艺术家，人类将惊喜地看到，庞杂的中国文化投映在后现代纯净空间中的神奇景象。

3、围绕开幕式，衍生出许多文化话题，将团体操说成极权艺术，是其中之一，我觉得这说法未免偏颇。如果团体操真是这样邪恶，文化发达的民主国家应该明令禁止，或形成排斥的潜规则，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不仅每届奥运会都有团体操表演，落衫矶奥运会还把观众都捎上了，“工具”般在看台上一丝不苟地组字。犹如运动项目是对奔跑和跳跃等能力的检验一样，团体操不过是对人类协作能力的检验。

众所周知，原始时期，协作就是人类的基本生存能力，这种能力在其它动物种群中也可以见到。相对于奔跑和跳跃而言，协作的能力还要更高级一些。协作与使用工具一样，都是个体能力的延伸。奥运会的比赛项目，大部分是从人类原始能力中引申而来的。一些项目如花样游泳、双人跳水等，协作性和整齐度是主要的评判标准。团体操虽不是竞技项目，却也成为衡量奥运会水平的重要内容。如果说整齐划一就是抹灭个性、违背人性，这些项目就不可能设立。何况在舞蹈艺术、广场艺术和各种礼仪活动中，在诸如空中跳伞等非竞技项目中，协作与整齐都是一种审美价值或人类试图突破的能力极限。

从团体操联想到极权，与从射击联想到流血是一个思路。奥运会的许多项目，都可以追溯到暴力的原型，如射击、射箭、标枪、击剑、摔跤、拳击、柔道、跆拳道等等，它们同协作一样，可以用来为恶，也可以用来维护善良和正义，还可以作为竞技和艺术用来观赏，本身并不具有政治和道德的性质，它们都是人类体能、智能和技能的继承与发展。将某一种或某几种项目妖魔化，与人性或人权对立起来，是没有必要的。社会越进步，人类对奔跑和跳跃的依赖程度越低，对协作的要求也便越高，协作恰恰是个体之间沟通与发展的前提，而不是相反。

实际上，奥运精神归结起来，就是“铸剑为犁”。它不是将那些暴力手段废除，将个体的攻击本能和族群的对抗本能视为不可触碰的禁忌。而是以间离的方式将它们驯化，使它们得到健康的、和平的宣泄和转移，甚至成为美化人类生活、推动社会进步的能量。现代民主制度的建立，也不过是出于这样一种考虑。既然奥运会是文明与和平的象征，我们议论同她有关的事物，是不是也应该文明与和平一些呢。就像走进一座宫殿，高声叫骂除了使自己看起来更像史前人类，并不能产生其它结果。开幕式说穿了，就是一个大型广告，它为中华民族赢得了世界声誉，中华民族若能货真价实地对得起这份广告，便已是大幸。

强悍的温柔——奥运会开幕式观后

zhouxinjing — Sat, 09 August 2008 12:52:40 +0800

对于奥运会开幕式，本来有些担心。倒不是担心张艺谋的才能，而是担心经历过火炬传递受阻，西方媒体已经把北京奥运同西藏问题扯在一起，西方公众的反华、厌华情绪被空前激化，开幕式仍不适当地耀武扬威渲染崛起。按照中国政府以往的作风，这是很有可能的。

最担心的是秦兵马俑符号的使用，也许会迎合中国民众，但那强调铁血征伐和四海统一的含义，无异是在向西方示威，也无疑会被西方媒体拿去大做文章，加深西方公众对中国的反感和抵触。另一种担心是启用大批少女，营造出一派旖旎的气氛，使整场晚会看起来像是献媚与求和。

显然，这些担心是多余的，几个宏大场面出乎意料地全部以男演员为主，表达的却是诗书礼仪——击缶迎宾，三千弟子诵读经典，跨海远洋交流通商等，演绎了一部寓强悍于温柔的斑斓史诗。太极虽是武术，却更接近艺术。而且太极是以绵里藏针为要旨的，挤压越甚，反击越锐利，却不主动侵害他人，这也是中华精神的某种宣示。

由活字模块组成的方阵，应当是整场节目的支点，浓厚的中华文化色彩与强烈的现代韵律交融，揭示出“和”这一传统价值和当代理想，成为华丽的点睛之笔。没有哪个民族是可以用恫吓、诽谤和歧视征服的，西方民族如此，中华民族也不例外。惟有智慧，惟有爱与美，是彼此悦纳的途径。

从头至尾的儿童参与，使晚会增添了几分亲切和清新，也使这场由成人担任主角的略带功利的盛会，具有了更加浪漫的气息。童声独唱，放风筝的女孩，儿童图画课现场情境及2008张儿童的笑脸等，把人们带入没有猜忌、没有仇恨的共同的未来，而这正是奥林匹克运动的真谛所在。

总体来看，既不沉溺往日辉煌，又不自我诋毁传统，同时心平气和地迎接现代文明、融入现代文明，是晚会所呈现的基本心态。这是一种成熟的心态，赢家的心态，自信的和丰姿妖娆的心态，也是开幕式最令人振奋和欣慰的地方。

北京明天有雨

zhouxinjing — Thu, 07 August 2008 17:46:10 +0800

2008-08-08

阵雨转阴
24℃～32℃
微风

明天有雨，有点遗憾，据说如果有雨，有的节目就没法演，希望雨在白天下。不过北京通常傍晚下雨，8点也应该下完了。一些夸张的说法把这一天拉得很长，好像百年的等待，却等来不如意的天气。不过这也没什么，多数节目还是可以演的。我看过彩排，很喜欢，按要求不得散布具体内容，我也不敢细说。我估计前半场雅俗共赏，后半场可能外国人欣赏，中国民众不是太接受。因为采用了一些后现代艺术理念。面对全人类的口味，也真够张导演和他那个团队费心的。只有预祝成功！

[转] 集体下棋与民主制度

zhouxinjing — Thu, 07 August 2008 17:24:40 +0800

       作者：张鸣

    旅美华人学者萧公权在回忆录里提到，他1930年代在清华教书的时候，同事们有个集体下棋的爱好。凡是集体下棋，奉行的原则不是观棋不语，而是观棋必语真君子。只要有人对弈，围观的人自然分成两拨，群起支招。这不像街头对弈，下的人和看的人往往素不相识，贸然支招，兴许对弈者会不高兴，轻者白眼，重者没准就打起来也未可知。但是清华里面的集体下棋，大家都是熟的不能再熟的同事和朋友，前来助拳，无论高低，对弈者都只好受着。结果对弈从两人世界的单挑，变成集体对抗行为。

     集体下棋，效率多半高不了，因为每一步都会有集体讨论，争个没完，达成协议，才能落子，好在对方也遵循规矩，一人一步，断然不会一个人连走两步，所以棋局进行虽然慢点，大抵能够终局。

     这种集体下棋，拿棋子的人，手高手低其实关系不大，反正背后有一堆人出主意，特别臭的棋一般是下不出手的，大家七嘴八舌，争够了，棋才下出来，虽然未必有多高，但多半是支招者的集体智慧的结果，一般来说，漏招、勺子或者明显看错的事，不大可能出来。但反过来，特别高明的招数，可能也没有，因为支招者众，意见往往难以统一，最后的结论，往往是妥协的结果，比如一步棋有上、中、下三策，最后落实到棋盘上的，往往是中策。

    对弈者想要乾纲独断，自己当回家，不听群众意见，多半行不通，因为众目睽睽之下，力排众议，走自己的路，是走不了的，因为大家一定拉你回来，不回来也不行。要想不听，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弃权不下了，换人。

     最有意思的是，下棋总免不了有输赢，只要有输赢，输的一方支招者，必然埋怨弈者，即便这个弈者不过是傀儡，输棋的责任，也都赖他，观战支招的，没有把责任往自己身上揽的时候。如果再战，大家肯定一致决议换人，只要被换掉，成了观战者，那么就马上拥有批评弈者的权利，指手划脚，显示高明。

这种集体下棋，其实很像民主政治，而且是相当成熟的民主政治。

    民主政治效率不高，遭逢战争，特别明显，人家突然袭击了，这边反应过来，亏已经吃大了，因此，两次世界大战，民主国家在开始的时候，往往占下风，有的前线国家，往往来不及好好应对，就被打败了，比如二战时的法国。好在一旦反应过来，民主政治由于公民参与度高，资源动员能量很高，因此显得后劲十足，往往可以凭实力压倒对方。

     民主政治出错、尤其是出大错的几率不高，但奇招险招也别想问世，拿出的决策，往往中等偏上者居多。战争时期也是如此，民主国家往往跟对手拼实力，作战不追求奇迹，等待对手出错，一点点取得优势，在平淡无奇中获得最后的胜利。

     民主国家的领袖，个人才智往往不取决定性的作用，才高八斗者未必发挥得出来，才具平平者也能安享大位，只要他是选举选上来的，就一切OK。和平时期，往往不是那些真有智慧的人能够胜选，才具平平之辈，只要背后有大财团支持，选举策略运用的好，胜选概率反到高。从某种意义上说，由于制度的制约，个人才能对于国家治理，作用不是一点没有，但相对来说不是那么至关重要。相反，真正能施展个人才华的舞台，倒是那些威权国家，只要在这种国家，政治往往会带上领导者个人的色彩，才高者往往纵横捭阖，飞龙走凤，时有神来之笔，愚蠢者则刻板僵化，墨守成规，怎么看怎么让人闷气。但是，在威权体制下，恰是才高者容易犯错误，而且犯了错误，就难以纠正，一条道走到黑。当年的苏联人看我们的大跃进时的政治，说当时的中国就像被一个酒醉的司机开上了悬崖边上山路的公共汽车，但是却没有乘客能够制止这个司机。

     说到底，民主政治，就是一个不大容易犯错误，尤其是犯大错误，即使犯了错误，也容易被纠正的政治。

    当然，民主政治也是一个对领袖比较无情的政治，只要输了，不管实际是谁的责任，领导者都要背着。选民断然不会自责，说自己愚蠢，所选非人，议会也不会自责，当初乱干预，只要出了问题，领袖只有一条路好走，夹起皮包走人。

    最后，政治毕竟不是下棋，不可能全民都来支招，只能选出一些职业政治家，让他们来专业支招出主意，其它的人，远远地看挂盘讲解就是（往往不看人居多）。民主政治选出的支招的人，必须得懂棋，懂得游戏规则，而且遵行规则，如果完全是外行，不懂规矩，那么集体下棋，就会变成集体斗殴。因此，实行民主政治的国家，必须有相应的公民文化，老百姓和政客，都得会讨论才行。

你的主子是谁？

zhouxinjing — Tue, 05 August 2008 18:18:40 +0800

在文革大字报中，有一种常见的批判手法，就是把被批判者说成某主子的奴才。而这个主子，经常是不指明的，要人们去猜，就像唐宋诗词的意境。

这种手法，概出自源远流长的市井恶骂。其效果有二：

一、否认其人的主体资格，即他只不过是别人意志的附庸，自身既无头脑亦无讲话的权力。

二、他不是在讲道理，只是在追逐功利，在邀宠。

中国人虽然奴性较重，却又是最恨奴才的，一旦说某人是奴才，他讲的话再有道理也没道理了。

在文革那种特殊场合，这手法又生出第三个效果。即：他是某敌对集团的成员，比仅仅是个人对“革命事业”危害更大，因而更应该用激烈的手段对待。所以，红卫兵凌辱和殴打那些假想敌的台词通常是:说！你的后台是谁？！

结果，一些被折磨得受不了的人，就胡乱把一些同事、上司、故旧等拉扯进来，红卫兵便为自己取得的重大进展兴奋不已，对那些挖出来的敌人展开又一轮拷打，不少人就是这样被活活打死的。

经历过文革的人，应该知道这不是编造，这种事太普遍了。所以，今天，当我们为言论自由大声呼吁，并借助网络，营造出一个大致自由的言论环境时，仍然见到这样的手法，不免深为诧异，这种侮辱和诽谤他人的权力是谁赋予的呢？

1958年，前苏联作家帕斯捷尔纳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恼怒的苏联当局认为这是敌对阵营的挑衅，要将帕驱逐出境，后经友人多方斡旋，才要求帕发表拒绝领奖的声明，并写一份检讨了事。当莫斯科市长向帕宣布赦免决议时，帕屈辱地表示感谢。市长却说，决议就这样了，但是人民的激愤......帕终于按捺不住，脱口反驳，人民人民，人民就像是你从裤子里掏出来的！

动辄以人民自居，是无产阶级革命造就的一种超级幻觉，从领袖到普通人概莫能外，只因这一革命是以溶解个人为目的和手段的，每个人都以群体的方式发生，也就是说，当一个人在精神上面对自己时，就同时在肉体上面对千千万万的人，面对一个笼统的大我，那种代表人民的概念应该是属实的。

然而今天，个人早就从群体中分离出来，一个人除了自己，恐怕谁也代表不了。所以讲起话来，就要尽量合乎逻辑、有所依据，而不是天然正确无须求证。在讨论中，大家只有一个主子，那就是真理，所谓真理越辩越明。真理是不可企及、不可占有的，人们只能通过求证向它靠近。

1951年，斯坦福大学教授肯尼思-阿罗推算出一个“不可能”定理。证明任何民主选举都会产生不民主的结果，令数学家、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大为震惊，称这一定理是毁灭性的。当时正是斯大林时代的全盛期，东西方森严对垒，这定理太有利于敌人而不利于自己了，但阿罗教授并没有被逼问主子是谁。1972年，阿罗教授还因此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一个热爱真理的地方，真理必定无遮拦地滋长。而一个无真理意识或无个人探讨真理权利的地方，言论就仅仅是不同主奴集团之间的角斗。即使官方宽容了，不干涉了，民间也会自动生出检查官来，代表莫须有的人民，以莫须有的名义，责辱他人，这就是中国的悲剧。只要这种思维不改变，悲剧就会无休止地延续。

左派和右派，中国特色的“一奶同胞”。

zhouxinjing — Fri, 01 August 2008 10:50:59 +0800

左派和右派，中国特色的“一奶同胞”。

—— 中国政治派别刍议（一）

1、连续在几个场合聊起派别的问题，愈发觉得应该对左派和右派的定义加以深究。尽管人们不否认，中国的左派和右派，与世界通行的左派和右派不是一个概念，但就像在其它话题上一样，人们的态度是，不一样就不一样呗，只要用着习惯和舒服就行。看来不管执政不执政，不管身在庙堂还是江湖，玩儿“中国特色”都是一个习性。“普世”只是吆喝一下而已，没有人愿意给自己找别扭。冲这一点，左派和右派也不应对立，因为都是中国特色这个母概念化育出来的一奶同胞。但这个奶不是通常所说的党的奶、国的奶、民的奶，而是中国现当代历史复杂激烈的嬗变流脉。

目前中国的派别划分，运用的标准很简单——只要反政府的就是右派，骂得厉害的是极右派，与政府“死磕”因而受到“特别关照”的，是右派中的英雄。相反，替政府说话的就是左派，坚定站在政府立场上的是极左派，为政府开脱历史“罪责”的，便是“左爷”、“左棍”、“暴左族”等。当然这只是民间标准或网络标准，却得到非常广泛的认同。

那么，什么是“普世”的标准呢？从起源来看，左派和右派的说法，是法国大革命后出现的。当时在塞纳河左岸，分布着大量的廉价住宅和咖啡馆，是激进青年知识分子的聚集地。右岸则是高尚住宅区，聚集着达官显贵、保守派人士和新兴资产者，由此分出左右两个阵营。另一个说法是，英国宪章时代，国会中的保守派和改革派壁垒分明，开会时，保守派通常坐在右边，改革派坐在左边，右和左便相应地成为政治观点的代名词。

在此基础上，形成较明确的概念，右派维护的是社会上层、既得利益者、现存秩序和传统文化经典价值。左派维护的是社会中下层，并对传统文化和既定秩序提出挑战；右派强调集中资本和社会资源，提升国家在国际领域的整体竞争力。左派宁愿分散资本和社会资源，改善民众福利、促进社会公平；右派主张市场自由，左派倡导计划干预；右派趋向务实，国家至上、利益至上，左派趋向理想和批判，反对国家专制和资本极权，推崇道义、人权、环境保护等等。

将这些内容罗列出来，结论就比较清楚了，我们当今流行的右派，其实并不是右派，而恰恰是右派的对立面。但是在世界政治实践中，在学术研究和新闻报道中，却一直沿用着最初的划分，将来恐怕也不会因为中国人不这样划分就改变标准。为什么在中国，左和右的概念会同世界“满拧”呢？

2、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无疑是二十世纪左派浪潮的一个分支。蒋介石代表的达官显贵、大地主、大资产者，也无可争辩地属于右派。那时，中国的左和右还没有弄混，还是很“普世”的。共产党获取政权后，逐步剥夺有产者，消灭私有制，缩小社会差别等，奉行的也是正宗的左派政策，这种政策在文革当中被推演到极致。

然而，七十年代末的改革，却使中国政治陡然右转，虽然后来有一些反复，仍在右的方向上越走越远。为右派和地主资本家平反，拉大收入差距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扶持私人资本、对国有资产进行股份制和私有化改造，承认股市、期货等商业投机，松动户籍和人才管制，取消生产资料审批，引进境外资本、技术和管理经验，约束计划干预、全面让位于市场调节等等。几乎将前30年左派的革命实验全部作废，使中国社会还原到资本原始积累和初期发展的自由状态。

新权威主义理论的一个口号是，“一个开明君主比一百个资产阶级政治家更能够把社会推向前进”，而一个由开明君主组成的专制集团，功能当然更强大。只不过，这是一个将改革意图专制化的集团，如同历史上的抗灾和治水一样，政令一律、不容分说。而且，那个被极左观念荼毒的时期，也不啻是一场深重的灾难。

时至今日，已有不少中外学者将中国政府列入极右的范畴。比尔盖茨甚至说，中国是世界上搞得最好的资本主义。为什么这样说？没有工会抗衡、没有福利掣肘、没有法规钳制，只求利益最大化，这样的资本坦途，的确举世罕见。短短30年，中国就取代美国，成为全球资本流入最多的国家，中国的经济总量，也增长近10倍。

不论左派还是右派，都是反专制的。废除专制是一个国家从传统社会步入现代社会的标志。但是在发展中国家，这一变革都来得比较晚。按照塞缪尔亨廷顿的说法，都要经历一个新权威主义的过渡期。看一看中国近代以来的专制史——晚清的封建专制、蒋介石的训政或军政专制、毛泽东的乌托邦式革命专制、邓小平务实的改革专制等，惟有后一种专制，是以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为核心内容的，这也正是亨廷顿区分旧权威与新权威的首要标准。

3、以专制的方式推动资本主义发展，是新权威主义的基本特征。或者说，新权威主义本身就带有极右的色彩。只不过，中国的新权威主义实践，不是从中世纪的旧权威那里直接蜕变来的。30年的极左专制，为中国社会打下深刻的烙印，无论在观念上还是利益格局上，都无法轻易改变。中国汪洋大海般的传统小农，对资本主义也是持抵触态度的。当年中共正是借助这种抵触推翻了蒋介石的统治。所以，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必须打着非资本主义的旗号，也就是“亮左灯、向右拐”，不如此便不能从红色江山监护人那里，领取专制机器的“驾驶执照”。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标签就诞生了。

所谓极右，就是在政策体系中，左的含量较少。而左的含量越少，右的含量就越纯粹。资本的大行其道，必然引发多种负面效应。两极分化严重、社会福利薄弱，劳动者群体在各方面缺乏保障等，以至形成难以逆转的贫困积累，许多现象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批判的情形十分相似，而这正是民间左派产生的土壤。由于政府“智慧地”打着左派旗号，以反政府为简单宗旨的民间左派，也就稀里糊涂地成了右派。

当今民间的“右派”，正在不自觉地承担起早年共产党的使命，抨击专制，反对资产者和达官显贵、呼吁社会公平、替弱势群体说话等，在思想上并无多少右派的内涵。但在新中国的历史中，右派是个光荣的字眼，那是数十万人用自己的青春、才华、学识、甚至生命打磨出来的形同勋章的符号，反政府越坚决，这勋章就越闪闪发光。如此，中国特色的左派和右派便各得其所，左派的外衣使右派的政策推行起来更加安全和顺利，右派的称谓也使左派听来十分顺耳，私下窃喜。尽管与世界通行的标准满拧，谁也无意更改。

反专制并不能说明左派就是右派了。从原理上讲，不论什么时候，社会中下层在利益分配、决策参与和话语权利等方面都受到排挤，反专制是左派的永恒话题。右派反专制却是有条件的。他们反对的只是封建专制，尤其反对以埋葬资本主义为目标的共产主义专制。对资本专制却是维护的。封建专制早已势力衰微，红色专制便成为自由资本的头号天敌。当苏联东欧阵营解体，右派理论泰斗福山教授大呼历史终结，中国民间“右派”也跟着呐喊，但出发点显然不同。

中国民间右派的非右，从另一个角度也能看出。翻一翻列宁的《论左派幼稚病》，会发现那几乎就是民间右派的写照。主张激烈的手段和革命速成，视平均为公正。在政治上和理论上，不仅反对资本和专制，也反对自己的领袖，即“领袖专制”，反对一切约束和服从，以及一切复杂的文化。那不仅是早年俄罗斯的产物，上世纪60年代的法国文革，美国的左翼骚乱，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偏执实验，中国的红卫兵，以及当今的网络愤青，都有此特征。这主要是因为，民间左派（或“右派”），往往是由小农、小资产者、青年知识分子和个体劳动者组成，不熟悉国家事务和资本运作，缺乏群体协作经验，对社会中下层的艰辛则有较痛切的感受，观点难免尖锐一些、情绪化一些。若不幼稚，何来真诚？但若要产生实际结果，仅靠幼稚显然不行。

4、在中国，政治当然不仅是由形左实右的政府和形右实左的民间反对派组成的。其它派别也有各自的声音。如传统左派、新左派、务实的右派、批判的右派等。

传统左派分为两支，一支坚持原有的信念，将现行改革看作对经典社会主义不可原谅的背叛，以至要另行组建名副其实的共产党，搞武装暴动（当然只是说说而已）。另一支从党派的立场出发，认为党不论做什么，都是对客观局势的策略性应对，本质并没有改变。而且，右派政府的显赫业绩，正好可以用来为左派以往的劣迹漂白，挽回党的声誉。

实际上，当下政府最为忌惮和不愿担当的，就是这一派。前一支多为军政元老，及其遗脉。大都是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宿将，对国家和军队拥有正宗的监护权，虽不能逾越现职权位，却有动摇这一权位的能力。后一支总想把现政府与传统左派捆绑在一起，也有些讨厌。现政府在国际上遇到的很多麻烦，都缘于这种捆绑。所谓冷战思维，就是用对待早期共产主义专制的态度来对待现政府，而现政府已经在开明务实、与西方联手推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方面走得非常远了。言论管制的大部分内容，就是要与左派以往的劣迹分隔开来，“眼不见为清”。传统左派的这种捆绑，也许更多地是由于在社会生活中缺乏安全感。

新左派直接秉承西方左派的思想成果，不存在划分不当的问题。但他们的观点很难被右派政府采纳，他们对资本法则、自由市场、民主机制的质疑，在民间也很不讨好，处境比较尴尬。实际上，人类文明从头到尾都是一颗大心，不论实行什么制度都会不同程度地受伤，也会有不同程度的愉悦。对所有因素进行反思是十分必要的，那体现出一个民族知觉的幅度和理性的完备，想清楚我们正在做什么，我们将得到什么和失去什么，也是学者和知识分子起码的责任。只盯着眼前的实利或一逞口舌之快，注定要一错再错、并为同样的错反复地付出代价。

务实的右派可以说欣逢大展身手的黄金岁月，不论以观念、学术思想还是事务的方式介入，都参与了这个资本高速积累和资本关系迅猛发展的进程，因而倾向于认同政府的决策，将时代的成就视为自己身在其中的得意之作。新中国之初，右派便采取了务实的姿态，保留农村私有制、借重城市资本家的管理经验等，但那种意见及其代表人物，都被一个正在做梦的民族碾在疯狂的车轮下。时隔30年，历史回到当初的起点，机遇没有被再次错过，一种清醒和开阔的意识，有点侥幸地占了上风。也许再过几百年，中华民族都会为那一次选择感到庆幸。

批判的右派借鉴西方自由派理论，要求政府彻底放弃权力干预，由市场自行配置资源。包括将国家垄断行业全面推向股市，最大限度取缔政府审批,撤消相关管理部门等。同时在政治上，采用世界通行的民主模式，终结中国的专制史，尽管这专制为30年发展提供了稳定的环境，但在现代世界价值观面前，那毕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虽然一些批判者找不准位置，使自己沉浸在铁幕时期的恐怖幻象中，这批判仍具有积极的意义，而且，从自由经济走向民主政治，是右派政府在未来的道路上无法绕开的最后选择。

总之，中国的左派和右派，都不可避免地带有中国特色，或含混、或复杂、或诡异，相互依存和证明，具有很强的嫡亲性和戏剧性，理应彼此欣赏和悦纳。没有哪个派别天然高贵，也没有哪个派别天然卑贱。只要是出以公心，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据，每一种声音都有益于制度改善和社会进步。包括那些怀旧的声音，也可以促使我们思考。在急于致富、急于向西方靠拢的同时，我们是不是丢掉了一些值得珍惜的东西。即使不值得所有的人珍惜，也值得一部分人珍惜，因而应为这部分人保留一份舒展的空间。

下一篇《J值与中间道路》，敬请共同探讨。

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组图）

zhouxinjing — Mon, 28 July 2008 09:00:54 +0800

1、凌晨，灯还亮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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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那边是长安街的高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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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这边是幽深的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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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生活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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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祖辈一样的老电线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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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没有锅的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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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没有皮的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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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前卫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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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公共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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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爱看报的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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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水泥封不住的原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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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戴红袖标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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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哼两句二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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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装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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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遛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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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早市还没有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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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难以割舍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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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思乡的人还在梦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