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新京的博客

　

 

     在此次赈灾和哀悼活动中，经常可以听到“多难兴邦”的说法。乍听起来，似乎有悖常识。难带来的，主要是伤害，频繁的难更是毁灭性的，哪有兴的道理，连益都谈不上。从形式逻辑上讲，就更荒谬了。这好像是说，毁掉的房子越多，拥有的房子就越多。简直扯淡！明明是毁掉的房子越多，拥有的废墟越多！

    对这一说法的直接理解，是蒙受灾难的人们，为缓解伤痛而进行的一种本能的心理调节，或一种阿Q式的自我抚慰。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就是靠这剂镇痛药挺过来的，以至生生不息繁衍至今，成为人类第一大族群。

    然而，细究这一说法，却不仅是抚慰和镇痛那么简单。不同的人基于不同的立场，便赋予这句话不同的诠释，有些甚至十分诡异。折射出我们这个时代多种价值观和多种社会意志冲突交织的状况。

        

       

   

     1、 在古籍中，“多难兴邦”主要有以下几个出处。《左传.昭公四》：“或多难以固其国，启其疆土；或无难以丧其国，失其守宇。”[晋]刘琨《劝进表》：“或多难以固邦国，或殷忧以启圣明”。[唐]陆贽《论叙迁幸之由状》：“无难失守者，忽万机之重而忘忧畏也；多难兴邦者，涉庶事之艰而知敕慎也”。[清]唐甄 《潜书·思愤》：“或内宁而启乱，或多难以兴邦”。等等。

    这些论断，体现了中国古代福祸相依的哲学思想，同时也是对中国漫长历史的总结。在这里，难和兴不是作为形式逻辑的命题出现的。难一般是指生命财产的损失，兴则是指精神状态，以及由此导致的良好结局。所以并非相悖，不是难多了兴自然就少了，而是生命受到挫伤，往往会激发更强的求生、求兴的欲望。局面过于安逸，反而怠惰生乱。

    本月23日，温家宝总理去看望灾后恢复上课的北川中学师生，在黑板上写下“多难兴邦”4个字，强调的便是临难不屈，励精图治的意思。媒体和民间广泛引用这句话，也主要是认同这个意思。

    从灾难的后果看，悲伤、哀怨、愤怒、茫然的情绪固然弥漫一时，但广大民众的救助热情和高昂斗志，很快便构成真正的“主旋律”。平日的冷漠和疏离不见了，大家陌生地友爱起来，不计代价地奉献起来，单纯起来，美丽起来，人们彼此发现着，重新印证着自我的价值和民族的价值，难道这不是兴，或者兴的前奏吗？

                      

                      

   

     2、在探讨中华民族的成因时，不少学者都追溯到治水。一条母亲河，哺育了灿烂的华夏文明，但她的性情却是有些暴戾的。据史料记载，黄河每3年当中，就有2年发生大小不等的灾患，令沿岸的人们深受其累，同时也把人们捆绑到一起，以河的规模而衍生出灾难的规模、治理的规模、政权的规模和民族的规模。

    设想一个水源充足且较少水患的地方，河与井是没多大分别的，任何一个区段都可以立邦安民。那些征伐与吞并，版图的扩张与收缩，虽然与水有关，却与国家和河流的规模无关。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华文明，在根本上便是抗灾文明。其特征就是制度层面的一统极权和精神层面的情义至上，不如此便不足以实现大空间的连接，从而形成至爱与至暴相互支撑、相互浸润的历史奇观。

    尽管文化的丰富演绎，将神秘的“亚细亚生产方式”遮掩起来，显得千头万绪，不可捉摸。但每逢大灾，它深处的基因就被激活，与现代法理相抵触的极权和情义，便以传统的方式大放异彩，力量和效率都十分惊人。

    仅近10年，洪水、非典、雪灾、地震等，均罕见地惨烈，每一次都有人预测，中国社会即将崩溃，但民众反而抹开积怨空前地团结，大地开裂，人间的裂缝却弥合，这是多么费解的天人感应。最终，那些灾难闹一闹就过去了，人们仍一如既往地过小日子，比冬去春来草木发芽还要自然，还要迅速。所以，中国人又是健忘的，没有什么比曾经经历过的那一切值得铭记。

           

            

   

    3、 在非常状态下，极权并不是一个贬义的概念，而是打破行政分隔，最大限度调动资源、拯救生命、降低灾害程度的保障。但在常态的行政事务中，这种权力却极容易滋生弊端。从几次大灾中暴露出的问题看，不少都是权力缺乏监督，导致贪贿和渎职，人为地加剧灾难，荼毒生灵。

    10年间，灾难将水利、卫生、交通、电力、建筑、教育、公益、新闻等部门逐一拎出来敲打，将弊端公诸于众。灾害经由公众问责，对那些部门形成“次生灾害”，导致责任人被处置、规章制度得以调整，既得利益受到约束等。对提高那些部门的行政效率和公信力，无疑是有好处的，这应该是“多难兴邦”的另一注解。

    但是，若只靠一个又一个灾难来兴邦，是说不过去的，因为灾难无一不是对普通民众的大规模伤害，以这样的牺牲来推动行政进步，代价太大，天理不容。因此，由机构制衡、司法监察和媒体介入来推动日常的、和平的改善十分必要。这次地震，媒体的介入相对充分，收到非常好的效果。否则，社会动员不会这样迅速、国民精神面貌不会有这样大的改观，各相关部门不管是出于忌惮还是自省，作风也不会有明显的改进。如果这个趋势保持下去，必定会减少惨剧，增进民众的福祗。

    “抗灾文明”的美丽之处，全世界都意外地看到了，但对其不美丽之处的追究，还是逃不掉的。和平时期由腐败和懈怠加剧的灾难，即使以十二分的美丽去抗击，也责不可免，罪不可赦。极权和情义，只有在灾难中才能合一。寄希望整个官僚集团以较高的情义操守来运用平日的权力，很不现实。在历史上，这种权力机制造就的贪官和庸官，比清官、明官多得多。出路只能是以现代法理文明来改造和替代传统的抗灾文明。

    民间发起的对捐资较少的企业和个人的声讨，各单位摊派捐款的做法，是以情义凌驾法理的连带表现。每当灾害发生，总会有人站在情义的制高点上，以极权的方式，向不踊跃不亢奋的人发难，使人心的热诚舒张，变得带有强制和恐怖的色彩。所以，即使在灾难中，抗灾文明也不是都那么美丽的，在法理面前，极权和情义最终都要收束自己。

    

   

    4、几天前，与一位艺术家闲谈，他对“多难兴邦” 有更别致的见解。他举了1976年的例子，除惨绝人寰的唐山大地震外，还有瘟疫和洪水，由于封锁消息，当时的人们大都不知道。最奇怪的是，3位最高领袖在几个月内相继去世，从而导致文革终结，江山易主，不久便开始改革。他认为，频繁的灾难是社会大变局的前兆，多难兴的是他所期望的那个邦。

    我对他谈了“抗灾文明”的想法，每一种制度都有它适应的场合，在这种场合，民众是有福的。他说这些小恩小惠不能说明什么，执政党所能做的最利于兴邦的事，就是以和平的方式自动下台。

    由此推想，对于未来的中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设想，期望兴的那个邦也不一样。有人想在现有的基础上改良，有人想回到文革，有人想学习北欧的民主社会主义，有人想照搬美国模式，有人宁愿效仿日本，扶持老皇上的后裔实行君主立宪制，有人干脆希望中国分裂，过小国寡民的安分日子。总之，都有打破既定格局、重新洗牌坐庄的念头，灾难只不过提供了想入非非的契机，到底怎样，还要看信奉哪种观点的人多，以及哪群人最有实力。

               

         

      5、 对于艺术家的观点，我没有表示反对，艺术家便对我提出一些忠告。没必要迎合社会的媚俗冲动，应当坚持知识分子的既定立场。我说，我们为什么要争取自由民主，不就是顺应天时和民意吗？现在的天时和民意就是对死难者表示起码的关爱，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因为那不仅是执政党臣民的死难，也是人类的死难。知识分子对制度和文化应保持批判的良知，但在此之上，还有超越政体和政见的人性的良知，不因观念的执着而泯灭。

    艺术家的朋友帮腔说，追随多数人是容易的，保持独立的批判态度，才需要真正的勇敢。我觉得这话有点怪异，现在是标榜勇敢的时候吗？也许真实和自然更可贵一些。而且，若失去人性的内核，任何主张都可能蜕变为反人类的极权。政治不过是附加在人性上的额外的丑陋，社会越进步，政治是应该越淡化的。

    从艺术家那里出来，我的心情很沉重。多难兴邦，我们兴的将是一个什么样的邦？什么样的邦才能使那样多的灾难不至白白经受？我们面临的是一个越来越多元的社会，强求一律势必在民间酿造越来越深的敌意。如果付出巨大代价，兴的仍是传统意义上那个抗灾文明的邦，中华民族便好像仅仅是为灾难而存在的，永远需要用血肉来筑长城，长城内却没有和平的家园，长城外没有坦诚的朋友。

    反过来讲，如果某种兴邦的设想，必然伴有大规模的伤害，以人为的多难为前提，那也是不可取的，终结极权并不是为了迎接一个更狭隘的极权。关于那个新的强盛的邦，我们尚难作出清晰的描述，这是一种困惑。但一些关键词，我们心里是明白的。这个邦应该是和平的、友爱的、理性的、公正的、兼容的、富足的、优雅的、深刻的、等等，让我们为兴这样一个邦共同努力吧！